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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军用意象解读心灵

作者:华南|文章出处:中华儿女报刊社|更新时间:2010-06-30

  朱建军作为中国心理学意象对话流派的创始人,已经在中国心理学界树立起一根进步的标杆。然而倒退20多年,在那个思想刚刚解放、学术开禁不久的上世纪80年代,朱建军作为一个心高气傲、热爱心理学的年轻人,也毫无疑问地经历了一个学科沉寂、复苏和成长的艰难跋涉,一个职业从无到有再逐渐普及的辛酸苦乐……

  2001年,心理咨询师被国家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大典》,成为一项新职业的时候,朱建军已经在心理咨询领域趟了十几年,创立了意象对话理论。

  然而追溯来时路,却似乎并非想象的那样神秘,只是一个热爱心理学的青年人,找对了路的旅程。

  走出气象局,结缘心理学

  朱建军从河北承德气象局“出走”,迈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读研究生的时候,距离他参加工作仅仅三年时间,距离改革开放也还不到10年。放著气象局天气预报员结实的铁饭碗不端,偏要去考研究生,朱建军走向心理学的第一步就充满了颠覆。

  “我学天气预报本身就是个偶然”,因为骄傲自满,高考时朱建军的成绩距离自己心仪的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系差了十万八千里,稀里糊涂地进了北京气象学院(现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学天气预报专业,毕业时又被分配到承德气象局,当起了一名天气预报员。

  20多年后的今天,朱建军仍然对那段日子刻骨铭心。生活悠闲得有些堕落,朱建军觉得自己心里捂得发了霉,除了读书,再无所倚。

  一天中午,一个同事在会议前,又随口说了一句“我先回家把饭蒸上”,回家蒸米饭,回办公室开会,再回家做菜吃午饭……朱建军说他当时有昏了的感觉。因为这个同事的前一天、前两天……每天都说了同样的话,过得一模一样。而自己这么呆下去,也会重复同样的故事。一瞬间,骨子里蛰伏已久的激情、不甘一起涌上来,一向凌厉活跃的朱建军突然觉得越发对自己当时的生活不能容忍。

  那是1985年11月,朱建军当即决定考硕士研究生。

  当时,在职人员考研究生是要通过单位批准的,领导不愿意放走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学生,于是只给他一次机会。考不上,就安心留下。惟一的命运选择摆在朱建军面前,该如何把握?

  父亲建议他读计算机,朱建军还是觉得有些枯燥。朱建军的兴趣很广泛,对天文、地理、艺术与文化,都很感兴趣。他觉得心理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学科,与人相关的知识对心理学都有用。最后,他为自己选择了心理学专业。“心理学专业需要一个人不断地去探索去思考。人的心理太复杂了,变化太多了。这个工作很有挑战性。我喜欢。”

  气象局领导对他报考心理学研究生的反应,或许可以作为当时普遍大众对心理学的普遍认识:“怎么考了那样的专业!”言外之意,心理学研究的都是不正常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门刚开,西方思潮才开始涌入,心理学尚不能走出书斋,成为为普通大众生活服务的工具。而人们遥望这个学科,也似乎隔著一层神秘的面纱,看不清、有误解。朱建军自己对这个学科的了解,也仅仅来源于家门口的北京市崇文区图书馆6万册藏书中为数不多的几本心理学著作。

  一个事物刚刚复苏时,往往是不起眼、丑陋又容易遭到误解的,而往往这个时候才有大把的机会在里面等待,等待对它感兴趣的人前去开掘。选择敲开心理学的大门,朱建军至今引以为豪——这种骄傲,不在于当时他敢于迎著众人惊诧的目光遵从了自已的内心,更在于在很多人冷落了这一学科的时候,他没有盲从。

  “我想干什么,能干什么,适合干什么”,想清楚了这三个问题,1986年,朱建军走进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不是为了创新,是为了解决问题

  1986年,被称为中国心理咨询元年。在外界还不知心理学为何物的时候,中国心理咨询在心理学重建的大环境下朦胧地出现了。在这一年跨入心理学专业的朱建军,也同样在这一年开始尝试心理咨询。

  “那时来做咨询的青年人居多,比如同校其他专业同学介绍来的人,现在想想当时真胆大,敢找我们这种‘二把刀’来咨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好还没有治坏的。朱建军印象中的第一次咨询对象就是一个学历史的男生,他有社交恐怖症。开始是不敢见一个老师,后来发展到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敢见,男生的姐姐找到朱建军,听完情况后,朱建军自己都很惊讶,吓了一跳,觉得怎么还能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经过几次间接了解,最终朱建军的方法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男生对家人不再躲躲闪闪了。

  回忆起来,朱建军说当时就是现炒现卖,书上学到的东西迫不及待地往实践中用,而咨询时遇到的案例,有时也要靠现上书中翻答案。心理咨询的模式在那个年代模糊不清,尚未建立。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那个时候心理咨询领域的真实面貌。

  不过,大环境的逐步开放和改善,让朱建军最终受益。“1986年,正好是西方思潮涌入,那时大家对赚钱的意识不太强烈,一般都是在追求思想。”纯粹和快乐,是朱建军对自己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最深刻回忆。大家都很穷,但是很开心。在朱建军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每个人必须要把自己的梦讲出来,挨个分析完了再起床,每天释梦,一个也不能少。

  那时心理学从理论到咨询都没有形成定式,没有一统天下的思想流派。很是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场景。这正符合了朱建军的性格。因为有一段时间言必称弗洛伊德,他被大家叫做“朱洛伊德”。但他同时还是当时北京健康人格研究会(主要研究马斯诺)的秘书长,到了开会的时候,骑著自行车就去了,几年时间里,朱建军大量地和这些人交流。对于心理咨询方法,他也喜欢什么都学,很多现在才流行的心理咨询方法,朱建军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以致用了。精神分析、认知行为、合理情绪疗法等,都在他面对不同案例时派上过用场。

  见多识广后,朱建军发现,纯粹西方理论有时并不奏效。回想起来,渐成大家的朱建军哈哈笑著说,“这跟我当时学得不够好有关,要是现在拿来用肯定效果就不一样了。不过有的确实跟文化差异有关。”梁漱溟先生曾说:“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解决问题。”在朱建军看来,这话说得很到位。“我一定要把这些人的心理问题治好,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当初他就是奔著这个目标去的。

  眼看著心理咨询逐渐被大家接受,而方法和模式却总是照搬西方心理学流派的套路,朱建军总觉得不是回事。英国人是纯粹理性思维;弗洛伊德所在的是德语区,有著钻牛角尖的一面;美国人则有牛仔精神,重视实证主义……那中国人呢?他反复琢磨,突然意识到中国人跟外国人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重视形象思维。那么对中国人做心理咨询特别好的方法,一定是从形象思维入手。

  找到了切入点之后,就是源源不断地地探寻尝试,与意象有关的种种想法,汩汩地冒了出来。

  找到切入点,勇于投入

  朱建军有个特点:胆大。

  按照他的话来说,意象对话理论中很多意象的获得和解读靠的就是“敢从自己下手。”

  199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朱建军,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意象探索之路。周围似乎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学校在北京昌平,朱建军住在石景山,每到有课的日子,他就要早上四点起床,赶五点的最早班地铁来到学院路赶校车。长达几个小时的寂寞时光,都被朱建军用来思考之前做过的案例,再想下一步的安排,反反复复地想。他发现很多东西想不清楚,原因是他自己的自我分析就不清楚,对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没有第一手的透彻的体验。

  “从人的大脑进化来说,逻辑思维是最后进化的,那把最后进化的部分掩蔽之后,应该就能看到集体无意识中的很多原型。”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效果?朱建军知道有一个办法就是吸致幻剂,他咨询过朋友,对方不敢给他;还有一个办法是氧中毒,朱建军就到了一个师姐,提出想进高压氧舱,旁边找人监控,等到他受不了的时候关掉高压氧,结果也被拒绝了。他后来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造成濒死体验,跟好几个朋友说,想让他们在旁边盯著,结果还是没人敢帮这个忙。

  这都是能出人命的事,没人敢做。朱建军最后能想到的就是“感觉剥夺”同时催眠,可还是没有条件。1995年,朱建军再次回到华东师大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终于有个好机会让他能将寻找意象的行动进行到底。朱建军的导师曾性初,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心理学系。他是“庚子赔款”留学生,拿著胡适先生的介绍信赴美,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华东师大,曾性初学问一流,要求严格也是一流。朱建军他们刚到他门下时,曾先生就拿出复印的5篇论文说,这是心理学有史以来最好的论文,你们要是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了。朱建军的第一想法是,老先生疯了,这水平估计一辈子也达不到。严厉的要求,让系里很多老师都对曾先生敬畏有加,害怕见到他。正好学校新盖了实验楼,大家索性把旧实验室整个留给了曾先生。曾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别的同学用得又少,据说里面“文革”期间还曾有人上吊,这个旧实验室实际就成了朱建军的舞台。

  博士3年,朱建军两年的时间都住在实验室,最后一个学期索性连宿舍都退了。“9间实验室外加一个办公室,全都归我。”朱建军也“疯了”。每天睁开两眼就给自己做催眠。催眠有加深技术,他最深达到加深16层,连续催眠16小时,完全处于闭关状态。当浅层的逻辑思维慢慢退去,深处的原始意象浮现出来,朱建军的第一感觉也是害怕,冷汗一身一身地出,“那应该是对集体无意识的认知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会出现害怕的幻觉。”这是朱建军个人体验最艰难的时候,但他还是坚持仗著胆子往前走。

  两年半闭关,朱建军获得了意象对话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之后,基本方法就形成了。“意象对话对原型的阐述和分析,不是靠定义,而是由个体体验向集体体验验证的过程,我的个体体验,在临床咨询中,有的与大家的意象是共同的,这样就可以作为一种常态的解读,形成一种规律。有的可能就是我的个人体验,不作为推广用。”在这之后,朱建军开始给咨询者尝试著用这种方法,大量的咨询案例,不但使他更坚定地认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存在的,而且在对意象解读的修正中他也发现了意象对话对中国人的效果。

  1998年,朱建军开始著手将意象对话理论付诸笔端,2001年,《我是谁——心理咨询与意象对话技术》出版,意象对话理论基本成型。

  做拓荒者,不当偶像

  新生事物总是要遭到打击的,朱建军和意象对话也不例外。而在心理学仍旧未被广泛了解的时候进行新的探索,就更困难重重。

  有人质疑他是搞封建迷信;有人怀疑意象对话的普遍适用价值;有人甚至污蔑朱建军利用心理学控制人心……很长一段时间,朱建军都很委屈,也很恐慌。他曾经敢于与自己内心最原始的种种原型对话,不管他们美丑善恶,现在却不知怎么样带著自己的理论面对外界。

  “我那时经常发牢骚,就是不想干了。哪怕我去做个自由撰稿人也能养活自己。”进入新世纪,心理咨询已经广为人接受,很多人对心理咨询从好奇走向接近,不再觉得心理问题就意味著精神病了。可心理咨询的体系在中国似乎还是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大家都以原汁原味的西方理论为标榜,很少去真正探索这个行业针对中国人的特点应该怎么发展。

  坚持还是放弃,朱建军内心煎熬了很久。最终说服他的还是他自己,在他心里,心理学在中国也应该有一个流派。“虽然从我开头,但是是大家的事业,目的是找到一种方法适合中国人。”

  意象对话理论逐渐发展,朱建军有了学生;学生陆续增多,他成立了“意象对话小组”。慢慢地,他开始身兼数职。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学科负责人、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督导,兼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心理学会理事;他要带研究生,还要讲课;他还要写书,“朱建军意象对话文丛”2009年付梓面世……

  他不觉得自己累,因为他喜欢。在他看来,把一个工作做好,就要多付出,而惟有自己钟爱的职业,才能毫无怨言。事实正在向朱建军曾经希望的方向发展:意象对话理论成了很多咨询师手里的宝器,越来越多的咨询师加入到学习、发展意象对话理论的队伍中。

  而一向爱调侃、直截了当的朱建军,此时却完全不敢高枕无忧。他为自己的书《意象对话心理治疗》所写的后记,标题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现在意象对话流派每年召开年会,内部设立评审资质,主要目的就是尽量维护队伍的纯洁性。

  心理咨询师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新行业,“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拓荒者,但绝不是代言人。大家努力,有一天做得好了,意象对话理论将来进入世界心理学流派,也成为一种被应用于世界范围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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