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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竹菊与守节意识

作者:朱建军|文章出处:网络|更新时间:2009-06-19

  请史学家谅解,我这个心理学家冒险闯入了你们的领域。我对历史的细节的了解必定会有一些错误,我也没有对每个细节做考证工作,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印象是不是正确:我印象中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越来越成为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形象的。当然,在宋代前中国文人也并不是不喜欢这些形象。陶渊明就有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是在我看来,宋以后对这些形象的偏爱远超过以前。

  以梅而言,印象中最喜欢它的人是宋人林和靖先生。林和靖一生未婚,号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正是在他和像他的一些“高人”的鼓吹下,梅兰竹菊的形象越来越美好。

  我印象中,梅兰竹菊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形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代以后的文人画中,它们是最经常的主角。以至于到现在,代表春夏秋冬的四扇屏上最常见的题材也还是它们。我们如果看宋代以前的名画,比如唐代的绘画,则更常见的主题是人物,或者狗马。固然这也有一些技术原因,比如宋代的画者多为文人,他们不是专业画家,画人物有一些难度而画花草容易一些,但是我以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植物在象征上,能够表达宋以后的文人的精神状态和追求。

  梅,枝干苍老虬曲,能在冬天寒冷中开花,能够表达一种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坚守信念的顽强精神。

  兰,生于幽谷无人之处,没有鲜艳招摇的颜色,而有幽香,能够表达不求闻达,在隐居中独守情操的高雅精神。

  竹,未曾出土先有节,至凌云处尚虚心,宁折不弯,能够表达士人行为上的品质、操守,谦虚而刚毅的精神。

  菊,于深秋百花凋落时,还可以傲霜雪而开放,即使枯干残败犹有抱霜枝,能够表达士人在困难来临时的勇敢精神。

  这些就是宋以及后代中国士人的自我理想,即所谓名节、气节。梅兰竹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坚守”,在环境不利的时候,还坚守自己的气节――这也就是所谓的“守节”。

  梅兰竹菊的象征中,都表现了环境的不利,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宋代的现实。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治乱交替,分分合合。在国家稳定的时期,汉、隋、唐几个朝代,中国是强大的,周围的外族和其他小国的力量不足与威胁中国的安定。在乱世或诸侯割据的时期,外族对中国的威胁加大,不过人们可以在心理上归因为国家动乱。在宋以前,总的来说中国人和外族交往中是比较自信的。但是到了宋代有了不同,宋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没有力量保证“国际战争”中的安全,北部的金人和蒙古人的威胁一直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和中国士人的心理上有了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意识到了环境的不利――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梅兰竹菊精神的信仰固然给了人们一些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人们需要梅兰竹菊正说明人们已经缺少了力量。这时的中国人已经在失去他们的自信心,已经在失去他们的安全感,梅兰竹菊只是治疗这种丧失的一剂补药,或者说“守节”是医治中国人对危险的畏惧的补药。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副药,说起来也不是偶然。“守节”是一种精神信仰,这信仰精神一定程度上和佛教的传播有关系。和偏重人间生活的儒家不同,佛教是一种超世间的信仰,它的传播使中国人多了一些超越性的精神。正如许多学者提到过的,宋明道学家、理学家虽然表面排斥佛家,但是实际上在精神上受到了佛家的影响,理学家的所谓“天理”就是超越性的精神。在此影响下,士人有了一种信仰和超越的愿望,一种自觉的精神。表现在具体行为上,就是“守节”,也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让自己在道德操行上得到提高,逐步接近所谓的“天理”。

  宋代名臣范仲淹,在贫苦的青少年时期,曾每天只煮一锅粥,放上一点盐和几段葱吃,这样坚持刻苦的学习了三年。他和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人完全不同,那些人的刻苦是为了以后出人头地,过轻车驷马的人上人的生活,而范仲淹却真的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心为了社会民众。这种精神和佛家大乘菩萨行的精神是一致的,这种忍耐困苦的方式也是和佛家菩萨行中的“忍”的精神一致。但是,范仲淹是儒家的入世。这就是范仲淹的操守气节,这就是他的守节。

  “守节”的这一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精神之一。

  但是,这伟大的精神,这良好的药物,后来却也变了味道。

  一是守节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严苛,以至于成为压抑人性的枷锁。守节过于严苛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源于提倡者的傲慢。节操的早期提倡者们自己,对节操的遵守大多是很好的。他们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作为支撑,并通过这种坚守而得到了自我的尊严感。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也往往因此产生了一种傲慢。现在看中国人对梅兰竹菊的解说,其中梅的傲雪、兰的孤傲、菊的冷傲也是这些象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我尊严感和人际关系中的傲慢之间是有不同的。自我尊严感或可以说是骄傲,但是却不是傲慢。有自我尊严的人了解人性的尊严,也了解人性的弱点,因此对别人会比较宽容、尊重,而不会以自己的长处轻慢别人。而傲慢者则容易轻慢别人,严苛的要求别人,从而使良好的节操宣传变了味道。

  还有就是士人越来越注重小节,反而忽视了大体。

  钱穆国学大纲中,对宋人的评价是:“过重道德,转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使官场皆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正如当时的李清臣所说:“古者用人,视成不视始,责大不责细。今校小罪而不责大节,恤虚语而不究实用,惟顾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气折。天下之事,靡靡日久入于衰败。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谨洁无过,将以任天下之责。今罢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尝指天下不治为之罪。纠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尝指郡邑之不治为之罪。迁谪将帅,以庖厨宴馈之间,微文细故之末,未尝以蛮夷骄横兵气弗强为之罪”。这样的做法,遗毒直到今天。以至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官场的座右铭,遇事推诿成了官场的习气。

  这种错误的对待人才的方法,追根则和儒家思想有关。儒家的用人观本就是从个人道德品质出发,认为道德品质好的人就是好的官员。这就不可避免的引起官员的选拔中从个人道德入手,并且由于内在的道德难于确定,最后必定变成从外在的行为做评判,并很容易转到对个人小节的重视。道学家和理学家们把儒家思想和一种宗教精神结合,格外强调节操,从而这样的风气自然会更为加强。

  不过,以心理学家的视角看,注重小节的行为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了解一种特别的心理障碍:强迫性人格。强迫性人格是一种病态的,他们在行为上的表现是极端的谨小慎微、固执刻板。他们极端注意小节,以至于严重的影响生活和工作。比如,有个强迫性人格的人很重视人际关系,害怕自己做错事得罪人。别人随意说的一句话,他要反复猜测对方有没有什么言外之意。最后发展到,只要和别人打个招呼,就要反复背诵自己和别人的话,回想对方的表情动作,反复猜测对方的心理活动,反省自己有什么说错的地方――而每次都觉得自己是有失言或者错误的举动。随后是懊悔万分,自责不已。强迫性人格都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犯任何错误,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标准非常高而不切实际。做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强迫性人格希望自己意志力坚强――实际上

  他们的确训练自己达到了非常坚强的“意志力”,当然这样的所谓“意志力”对他们的人生并无任何好处。

  这样的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强迫症。强迫症更会有许多“强迫性行为”,这是一些明知没有必要做但是却不能不做的行为。比如有的人走路不允许自己踩砖缝,一旦踩了砖缝就必须退回来重新走。有的人进大门必须先进左脚,如果先进了右脚也必须退回来重新进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很难受。强迫性人格以及强迫症还有一个常见的行为就是洁癖。有的人每次回家,都必须做一次非常严格的消毒。如果有外人到家里做客,所有外人接触过的地方必须擦洗的一尘不染。他们也许还会反复几十几百次的洗手以确保清洁。

  强迫性人格和强迫症患者在本质上是内心极度缺少安全感的结果。正是由于感到极度的不安全,强迫性人格不允许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错误。因为在他不安的内心中,他误以为一旦犯了最微小的错误,自己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他们谨小慎微,是因为他们对外在的危险极为恐惧,不谨小慎微不能放松。他们完美主义,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绝对完美的人才是安全的。而不管有多小的不完美,都可能导致一败涂地的恶果。他们有许多怪癖,必须走路不能踩砖缝,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自己创造的迷信,觉得踩了砖缝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有洁癖,也是注重不安全感的产物,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细菌的进入也许就是疾病和死亡的开始。正是因为他们内心缺少安全感,他们渴望获得“绝对的安全”,而为了获得绝对的安全,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他们“意志力”坚强,是因为他们因为外在的世界极端危险,不如此就不足以生存。

  如果我们把所有宋代中国人的总体比做一个人,我认为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是:他似乎有强迫性人格,甚至可以说有强迫症。

  在少数优秀人物身上,我承认 “守节”是一种对良好道德品质的坚持,但是我坚信对多数宋代人来说,守节成为了一种强迫性行为。他们谨小慎微、固守小节,都是因为他们内心缺少安全感。而宋代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安全感,是因为他在强大的外民族面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中国可能会亡国。唐代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性格,是因为唐王朝比周围的其他国家都强大,所以唐代中国人内心中有充分的自信。宋代中国人没有了自信,因此他们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在他内心中隐隐约约以为,只要他用强意志力谨守一些细微的行为准则,灾难好象就不会降临于他。这迷信的想法使他尽心竭力的坚守一些也许本来是很无谓的行为准则。

  说到宋代的守节,不能不提到女性的贞节(或称贞洁)问题。虽然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是在父系社会一出现就存在了,但是在中国是到了宋代才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极高极重要的地位。在宋以前的朝代,比如唐代,女性贞节的要求并不非常严苛。寡妇再嫁根本不是问题,女性婚外恋也为数不少,虽然大家觉得不好,但是也没有当作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宋代之后,女性的贞节突然成为大家极为重视的一件事情。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寡妇再嫁是可耻的。未婚性行为是极端道德败坏,一旦被发现这个女性往往必须以死来洗雪自己的过错。如果她自己有足够的耻辱感,她会上吊自杀;如果她自己没有,则家族会把她沉塘淹死或者烧死。即使还没有正式结婚,只是和男方定了婚,这时男方如果病故或意外死亡,女子也不能改嫁而必须为未婚夫“守节”。异性间的交往受到极端的限制,富裕家庭的女性都不出家门,也不见家里的任何男性客人。贫穷家庭的女性虽然不能不出门,但是绝对不能和异性有任何身体上的碰触。一个女性在买肉的时候,被卖肉的男人碰了胳膊,她就毅然决然的取过刀来砍断了这只胳膊扔掉,因为这只胳膊被男人碰过了,所以是“不洁的”。这的女性在当时的文化中受到了高度赞誉,而她如果活在今天,我们也许会说她是严重的强迫症。因为我们现在即使是最严重的强迫症患者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至多是反反复复的多洗几次胳膊,而不会把胳膊砍掉。不论是物质上的不洁,还是精神上的不洁,都是强迫症最害怕的。而在宋代女性的贞节或贞洁观中,对性的不洁感达到了一个极致。

  越到后来,守节越成为女性的事情。男性对节操的坚守固然也还被提到,但是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关注的却是女性的贞洁。“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话本来是适用于男女两性的,但是后来大家一提到这话想到的就是那些寡妇即使饿死也不应该改嫁。虽然我们说,女性的改嫁与否对家庭和社会会有小小的影响,但是对于国家兴亡这显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当时的政府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表彰节烈”,树贞节牌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借助心理学我们可以知道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越是勇敢的人越重视大节,越是怯懦的人越重视小节。因为坚守大节操是困难的、危险的,而守小节是容易的。守大节操的作用是克服外在的困难,守小节的作用只是自我安慰,是骗自己说“我做得这样好了,应该没有危险了”。宋人总体上失去了安全感和自信,所以更愿意在女性贞洁这类的较小的事情上斤斤计较,而不去关注大事情。他们不愿意去想,即使女性都改嫁,国家也不会因此灭亡。女子偷情,只不过是她的丈夫受损,于国家兴亡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宋人重视女性贞洁,不过证实了他们的怯懦。

  还有第二个原因,越是缺少安全感的人,越会推卸责任。宋代人心理上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都会无意识的推卸责任。系统家庭心理治疗家指出,在一个家庭中,整个家庭承受的压力最后都会集中转嫁到这个家庭中弱小的成员身上――比如孩子最后就会承担家庭中最大的压力。在宋代中国社会中,上层统治者把压力转嫁到下层民众身上,方法是勒索民众的财富,上贡给外族人,买得一时的安全。成年人把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不近人情的要求孩子全面服从父亲。而男人则把压力转嫁到女人身上,通过去盯著女性守贞洁,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通过贬低和侮辱失节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梅兰竹菊这四个节操的象征物,也越来越多的被男人用做女性的名字――当然前提是这女性出生于富贵家庭,有权利起自己的名字。穷苦家庭的女性大家根本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

  守节,就这样从精神上的追求和信仰,逐渐堕落为人性的枷锁。宋人也就是这样,在外在压力下,在内在的怯懦中,终于成为了精神上的病态――强迫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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